记者：这类大型科研计划如果组织不好，也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拖其他学科发展的后腿，美国也有这方面的教训。
鲁白：如果单凭一股科学热情，或是某些政治需要、长官意志，不尊重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不经过反复科学论证而推行“大科学”计划，不仅会造成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挫伤全民对科学的积极性，而且会错失宝贵的发展机遇。一个典型的失败例子是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的“对癌症宣战”计划。他要求在1976年之前攻克癌症发生的机理。然而，38年过去了，美国在癌症研究上一共花了350亿美元，而目前癌症的发病率仍有增无减。癌症是一个复杂的多因子疾病，许多基础理论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
另一个不成功的例子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前任院长海莉博士的“大科学计划”。海莉在1991年经布什总统提名上任后，提出要有效利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投资，加强重点项目，但这些重点往往未经过科学界的充分讨论酝酿，比较功利和短视。另外，她还过分强调基础研究的应用性。国立卫生研究院现任院长、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法莫施博士上任后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他主张对基础科研进行长期投资，鼓励科学家对舆论、民众和政府官员进行科学宣传教育，以提高全民的科学意识。他认为以基础研究见长的国立卫生研究院不应过分强调应用研究和开发，并积极倡导“小科学”，主张减少由政府发起的大规模研究计划。他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在高科技领域远远领先于日本和西欧，是和长期重视基础研究分不开的。
记者：你经常回国从事合作研究项目，对国内的科研现状比较熟悉。你对国内开展创新性科研有什么建议？
鲁白：中国现阶段对科研的投资，主要还是通过向各个科研机构的定向拨款以及一些诸如863计划、973计划、攀登计划等大规模的计划来进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投资虽然增长很快，但在总的科技投资中所占比例仍很小。定向拨款是从前苏联模式延续下来的体制，有很多弊病。在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需要认真考虑“大科学”和“小科学”各自的利弊，扬长避短，在科研领域更好地实行“大科学”和“小科学”相结合的方针。“大科学”搞得好的话，见效快，可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升国力，并大大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意识和热情。对一些尖端的技术性较强的课题，“大科学”计划能集中兵力作战，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突破，但由于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所以风险也大。在我国目前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些大规模的政府科技计划，一定要发扬学术民主，不论资排辈，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地制订规划；要有明确而又切实可行的目标，并经过反复论证，广泛讨论。聘请一些世界著名科学家参与大型项目的综合论证和规划，实践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做法。对一些重大的基础性科学问题，“小科学”的做法更为可取。中国应注重发展“小科学”，大幅增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投资，让科学技术自身发展这一“市场”杠杆来调控科学家的课题选择。另一方面，科学家也应改变只顾埋头科研的做法，要积极参与国家科技政策、科研发展趋势和方向的讨论；要有提高社会科技意识的责任心和与人民大众交流、沟通的能力，使人们认识到科技计划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使全民族都重视和支持科技兴国战略方针的实施。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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